作家简介：
　　陈源斌，1993年起曾在安徽历任市委副书记、省文学院院长、省文联党组成员，曾当迭全国人大代表。现任浙江省作协创联部主任、浙江省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执行主任、浙江作家画院院长。著有小说《万家诉讼》、《到处都是谎言》、《杀人有罪》、《秋菊开会》、《秋菊打假》等，约600万字。其中，《万家诉讼》被改拍为电影《秋菊打官司》，片中出现的“讨个说法”成为当代社会流行词汇，并被增补收入2005年6月版《现代汉语词典》。

　　姚委员问：“孙瓮亮，你说，干吗这么做？”
　　孙瓮亮嘀咕自问道：“是啊，我干吗呢？”
　　“三五七天不进米水，几个壮汉照样难以近身”的孙瓮亮，一天，突然有了偷牛剥皮食肉的“重大嫌疑”。
　　接下去，无数“招数”朝孙瓮亮扑去——“姚委员，确凿是的。按您的吩咐，我们实施最后手段时，那八根火柴梗是严格依照标准制作的，每根都斩头去尾下锅煮沸消毒，每根都削平磨圆两头不留半点细刺。这精心制作好的八根火柴梗按每只眼睛四根分好，依您再三叮嘱，每个步骤都由我亲自敲实，手脚轻得不能再轻，动作细得不能再细，过程慢得不能再慢，那八根火柴梗最终均匀排布插入孙瓮亮眼眶，将两道眼皮一上一下笔直撑敞了开来——往下，跟您预先说过的一模一样：孙瓮亮直露两颗眼球咬紧牙关从晚上拖挨到凌晨鸡叫，终于松软了那张铁嘴，开口招供偷盗五万斤粮库犯案过程啦。”
　　文章结尾，“独角牡牛被盗悬案”破了。作案者不是孙瓮亮，孙瓮亮是个不折不扣的男窦娥。但此时，他早已被迫招认了偷牛、盗粮库、强奸幼女等一连串莫须有的罪名。
　　这是《秋菊打官司》的作者著名作家陈源斌的又一部法制题材新作——中篇小说《拷打春天》的主要情节。

　　30年的积淀一朝勃发
　　这个故事深埋在陈源斌心里已超过30年。
　　“我在文学创作中对法治的关注和兴趣，与上世纪70年代初我十六七岁下乡插队，被临时抽调协办一桩偷盗案件有很大关系。”
　　审案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荒谬和异乎寻常的残酷，让陈源斌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并不仅仅认为这是某个制度的缺失，尚显稚嫩的思绪甚至穿越千年历史咬嚼到隐藏在传统中繁衍不息的那种非常可怕的东西。此后，我把目光瞄准了法治。”
　　“我有强烈的欲望，把它们说出来。”对于陈源斌，说是这段经历乃至而后经久不衰的记忆和深虑，催生了其创作、特别是对法制题材创作的热情，一点也不为过。
　　“事实上，我在文坛和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都与法制有关，或者说，都是法制题材纯文学作品。”将法制题材写成纯文学作品，始终是陈源斌颇感兴趣并致力追求的事。“我曾经创作过一系列法制题材的纯文学作品，但最初那个审理偷盗案的故事却一直搁置心中，直到最近才用作素材加以虚构创作成这部中篇小说《拷打春天》。”

　　当“春天”被“拷打”之后
　　翻阅词典，“拷打”这个词除了本义之外，还有“拷问”的延伸义。“我想，正是由于各种目光和力量对社会进程的不停‘拷打’或‘拷问’，《拷打春天》这类作品才得以踩着不断递进的历史印迹而问世。”
　　孙瓮亮本是美，本是春天，小说也许只是集合甚或超越了人们看到的现实的严酷。但在创作之前，陈源斌还无法确认，小说最终能否揭示大多数人无法看到的本质的严酷。当然，严酷是代价，阵痛之后才有进步。
　　今年第二期《中国作家》扉页《开篇的话》中对此有这样一段评价：“我们推崇有勇气有识见敢担当的作家，我们推崇具有人文关怀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作品……因为有这种文学精神，陈源斌才会始终关注农民的尊严，从不屈不挠‘讨说法’的秋菊一直写到《拷打春天》里的孙瓮亮。”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今年第三期也转载了《拷打春天》。其中亦有评价：“作者仿佛站在远处陈述所发生的一切。因其不动声色，更加可悲，因其平静道来，益发沉痛。”